任志强：七成媒体犯错因无知 三成死不认错是无耻

　　任志强：在美国，可能上下不一条线，比如说记者是向一个方向，老板是向另外一个方向，换句话说，用左右来说，就是中国在所有的记者群里头，全世界都是一样，一定是左派。如果不是左派的话，他可能吸引不了社会的认识，关注，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头，管理者是右派，所以它会相对的制约，但在中国，上下都是左派，这样就变成一边倒的，变成了一种工具，就是党的宣传工具，他们不认为他是媒体，所以这是最大的差别。那么默多克，他控制了一个巨大的媒体网，网络，那么这个系统中，我们可以从美国的很多电影里看到，这些小记者们，会愿意曝光很多东西，但是这个管理层和下面是有斗争的，当他从一般意义上来认为，你这是不对的，你不能给我报道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事的真正的答案暴露出来以后，他觉得对这个国家和社会，这个是真正有意义的时候，所以管理层也会把它登出来，也会同意把它登出来，它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和相互制约的过程，中国没有。所以中国的一个小记者，可能为了某一件事情，以后想做一件什么东西，他就可以造假弄出来。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被抓起来的记者里头，有很多是因为连续造假，那么有些是为了报道真实的情况，而被收拾的，所以我们两种情况都有，不是单一的。那么标题党，断章取义，这个在媒体中是经常出现的，我们不能仅仅说媒体人缺少道德，而更重要是说他们是被他们这个生存的环境所逼迫，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就没法生存。我们很重要的是因为法律上缺少言论自由，如果有了言论自由，人们可能用不着用这个标题党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或吸引眼球，可以换一种方式。但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因为为了生存而没有底线了，所以秦晖教授的共同底线说的很清楚，不管怎么样，要守住这条底线。

　　凤凰财经：对中国媒体来说，有商业化的压力，也有意识形态的压力，是双重的。

　　任志强：不管是双重的还是单重的，都不能没有底线。你可以偶尔的无知去犯一些错误，但绝不能无耻地有意识去做某些事情。

　　凤凰财经：张维迎老师说，中国改革的阻力是无知和无耻两种，您刚才也说到，媒体的犯错，如果我们用无知和无耻来区分的话，您觉得有多少错误是因为无知，有多少错误是因为无耻?

　　任志强：我觉得可能是三七开，30%的人可能就是无耻，70%可能是无知。但是无知和无耻之间是没有明确界限的，有时候无知在变化的过程中变成了无耻，因为有些无知，可是你不承认错误，它就变成无耻了。有些无知，如果你很快地公正，去纠正，那么可能他就是无知。我曾经指责过很多媒体，他们报道的是错误的，他们有很多比如说《经济观察报》，很快的在第二天，我说的第二天，他可能就登了一个东西，说某些是登错了，那就是因为无知而产生的。但有些媒体，不管你怎么说，我就是死不认罪，死不承认错误，那就是无耻了，比如说中央电视台，非常典型的这种做法，就是明明是他错了，他也拒不承认错误。领导已经告诉我们，更高的领导告诉他们，你错了，你应该纠正错误，他也不肯公开承认错误，比如说他说虚假广告，我们判的最重的一个所有的种树的，骗了十几个亿种树的，叫什么玩意儿，我忘了，就是中央电视台在最重要的黄金时间替他做广告造成的巨大的叫骗，还是叫什么，非法集资案还是什么，但是中央电视台从来不承认错误。当他规定说，别的什么什么不得做什么广告的时候，或者他批评某些媒体做什么广告的时候，他从来不批评他自己，我觉得这就是无耻的一种表现。我不管你播出的内容是什么样的，如果你这个播出内容，就像我们说上市公司做虚假宣传一样，你做了这种虚假宣传，造成了十几亿的损失，然后都被法律判了刑了，你还不承认你错了?哪有这种道理?就是以后所有的媒体里头，都能发现一些这种无知和无耻的事情，但是无知通常我们是可以原谅的，比如我说《经济观察报》，人家登了一个纠错的广告，或者不管怎么说，人家有，纠错。也有很多其他的媒体，也有过纠错，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公安局错抓人的时候，他们要道歉，要赔偿，他们认错，这属于无知造成的。但是那些拒不认错的，基本上都是由无耻而造成的。

　　任志强：要不是领导打招呼一定把央视告上法庭

　　凤凰财经：那关于央视报道房企漏税这件事情，目前他们还没有认错?

　　任志强：他们没有认错，但他们后来采访了很多人，都不敢再播了，他们原来想组织一个巨大的反击，也采访了叶檀、杨红旭，什么很多人，但是第二天他们就把采访终止了。

　　凤凰财经：为什么呢?

　　任志强：肯定有领导指示他们，告诉你们不得再做这一类的错误的宣传了。如果领导不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在媒体上继续声讨他们，或者要把他们告上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