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涵思：我在PE行业的第一个40年

　　下午好。

　　我很荣幸能受邀来哈佛商学院演讲。

　　我第一次来到波士顿是在1980年。当时我花了300英镑同家人还有我的女朋友乘坐Laker Airways (湖人航空)来度假。我父母把他们在英国肯特郡塞文欧克斯区的房子和一个在美国麻萨诸赛州康科德的房子进行了交换。他们还把我父亲公司提供的沃尔沃轿车换成了房主的60年代红色敞篷跑车和他妻子的70年代油老虎。我妈妈不开车。最终，我们从使用汽油的中央取暖设备(那年英国的夏天很冷)换成了电力空调装置(而那年新英格兰的夏天很热)。

　　我那时在上大学——牛津大学，我的女朋友在剑桥大学。

　　1980年，除了在新英格兰附近开着敞蓬跑车和在瓦尔登湖里游泳，我们还花了大量的时间试图向位于波士顿Newsbury街上的画廊卖英国水墨画。

　　不幸的是在Newsbury街上和我女友卖画的业绩不如当时在牛津Little Clarendon街上我自己画廊里面卖得好。现在看来也许当时是幸运的，因为两年后，当我的艺术事业由于撒切尔的经济紧缩而受到负面影响的时候，我发现，做一名艺术品经销商不能够保住我头上赖以生存的屋顶，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比喻性的。

　　我当时在牛津大学以全额修补条例租的拥有近200年历史的房子已经开始塌陷，那时需要4万英镑来进行紧急修补。

　　地方的银行经理认为我需要有一份正经的工作，因此，基于高盛可以提供高于其他公司的工资，我以债券交易员的身份加入了高盛。

　　我一直痴迷于做生意，而且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开始创业。但大部分尝试都失败了，而且占用了我很多的时间与精力。

　　当别的孩子还在玩玩具士兵或学习钢琴的时候，我在和我的大伯父谈论股市和交易香烟卡、邮票还有硬币。

　　作为一名严重的诵读困难症患者，从5岁开始我在学校的生活是很糟糕的。我不能够分清前后左右，这不仅严重的影响了我的学习成绩，在运动场上我也是一个累赘。

　　不出所料的是其他男孩对我并没有感到同情，当我的牙齿被他们打掉了以后，我就读的州立小学认为我需要离开。因此在我九岁的时候，我被送到一个为有严重学习困难孩子设立的寄宿学校。

　　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半的时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英式寄宿学校，有体罚、冰水淋浴和钢制弹簧床。但他们使我把精力集中在了我的强项上，那就是数学。虽然我的单词拼写能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我的阅读能力也几乎没有改善，但他们使我的数学才华得到了展现。

　　在我12岁的时候，我被转回了普通的州立学校。

　　然而，到高中第二年年底，我是班级32名学生中倒数第二，年级100人中第98名。我的英语、法语、拉丁语成绩不堪入目。我班级的老师认为我已经没有希望了，应该离开学校。

　　我当时的反应是要越过他，直接和校长交涉。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交易。我使校长同意如果我最擅长科目的成绩能够达到年级前5名，我就可以不再学习语言课程而直接去四年级。

　　我得了年级第四名，其中数学、物理和化学都是最高分。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的生意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回报，尤其是“Pobbles”。

　　“Pobbles”就是在一块小的石头上面贴上摇摇晃晃的塑料眼睛和贝壳做的脚。当时通过我的朋友卖给他们的姐妹和当地的商店，虽然出售“Pobbles”没有使我致富，但是给了我足够的钱来买我下一桩生意用的照相机。

　　作为一名摄影师，我的技术实在是很差劲。我曾经给两只白色的狗重新照过三次相，因为前两次由于我灯光使用不当，狗毛的颜色变成了粉色和灰色，最终第三次才成功。

　　但我坚持做了这项生意，17岁的时候我开始参与一些婚礼、学校照片和肖像的摄影工作。对于高中生来说，收入还可以，而且还在一个国家纪实摄影大赛中获得第二名。

　　然后我开始多元化经营，在牛津大学销售艺术品，开了一家自己的画廊，因此去了波士顿Newbury街。

　　虽然这项生意每小时的经济利益可能还没有送报纸多，却给了我两样最重要的东西。首先是对经营一项小型生意的透彻了解，第二是我的妻子，那个和我在Newbury街奔波的女朋友在1984年成为了我的妻子。

　　1982年在牛津之后加入高盛是一次美好的经历。今天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和其他欧洲国家面对的紧缩政策和当时英国经历过的紧缩政策极其相似。

　　同样的还有市场波动。但我们现在知道了，1982年是最令人难以置信的25年牛市的开始，不幸的是我认为2012年却不是。

　　2012年的希腊，就像1976年的英国。如果我正确的话，欧洲至少还有7年的痛苦时间才能够看到真正的增长。

　　在高盛的时候，我最初负责交易欧洲政府债券、超级国债和银行债券。随后在1986年金融大爆炸前，被指派负责欧洲债券交易。

　　这次的大爆炸永远地改变了银行业运作的方式。从一个完全依靠信任的温馨业务，一夜之间成为一项狗咬狗的业务，主要依靠资产负债规模和比其他人更早获知大资金流信息的能力。

　　高盛伦敦是80年代末最好的地方，因为我们看到比别人多的资本流动，并取得了最大的市场地位。我们当时认为我们成为了宇宙的主宰者。然而，我们忽略了当时在日本发生的一切。

　　当日本市场在1989年达到了4万点的时候，我们正在高盛建设一个巨大的劣等信用交易平台。我们打算将这些信用卖给日本这样具有无底洞似需求的金融市场。

　　不幸的是，我们错了。日本的资产泡沫破了，而对劣等信用的需求也随之而去。同时，我们有着十几亿美元的劣等票据和资产，但是没有买家。

　　因此，1990年我在高盛成立了一个叫做“全球资产结构”的小组。我们的工作是研究劣等信用和资产来确定他们是否能够被证券化，从而以较低的成本提供比传统市场规模更大的流动资金。在欧洲，我成为了证券化之父。

　　这是一项我很喜欢的业务。

本文来源投资界，原文：https://people.pedaily.cn/201202/2012022929839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