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政府与市场契约精神

　　我想讲下什么是企业家的契约精神。这个契约精神，我个人理解它不是来自于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时候，也有契约精神。在部落社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也得有契约，所以契约不是来自于企业家而是生活的本身。

　　比如说一个部落会说打野兽的时候谁在前面获得收获的时候你多分块好肉这就是契约，如果这个契约不被执行就没有人出卖拳头了，因为野兽会吃人的。所以从部落的时候就开始有。那么家族生产有没有?也有，否则家族生产就没法儿组织了。所以契约精神是在组织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的东西。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说契约精神是言而有信，当一个部落的头领说你如果言而无信底下就该反了，因此最严格的是黑社会，所有的黑社会都必须做到言而有信。当父亲的可以因为言而无信把儿子的手指头剁了，但我们很少看到非黑社会的时候有这样的，儿子犯错的时候总原谅他最后就不成器，没有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不断扩大的时候更多是来自于市场的行为，因为市场要交易。如果我们最早的交易产生于部落之间或者是村落之间，那时候可以没有契约精神，他有担保，因为如果我会把你的家砸了，把你的老婆强奸了，所以他必须要严守契约精神，历史上有一个族长把这个人轰出村里，是因为他没有契约精神或者是破坏了规矩，这段历史实际上也有很多很多的证明。

　　市场中的陌生人与陌生人的交易，如果没有契约精神就没法儿进行交易了，哪怕交易的契约是口头的，那时候可能没有文字，可是开价看货、定价到讨价还价，讨价还价是什么?

　　制定契约的过程。也许讨价还价完了之后，也许这个交易不是当时完成的，但是因为有契约在，尽管是一个口头契约但是这个交易是可以成功的。所以市场中没有了契约精神的时候交易就没有办法进行了。因此，当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进行交易，它和村落之间进行交易是不一样的，就更需要有一种契约精神。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交易的基本条件或者是社会的基本保障，否则这个社会就形成不了了。

　　有很多人说是西方现有的契约精神然后才传到中国来，这个说法不太正确，其实有中国文字以来就开始有了文字描述的契约精神，我们最早的甲骨文中就有契约，这种契约精神在中国是非常有有悠久历史的，而不是说西方现有的契约精神。我们的《易经》上有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器，这是比较早的关于书面契约的一个记录。在《韩非子》里有言语应则持共器，实际上说的就是契约精神，虽然是口头的但是有契约，很重要的是言而有信。这种言而有信实际上就是一种契约的过程和契约的精神。

　　慢慢地契约精神会演变成在我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从国外可以看到更多的是骑士精神和贵族精神，这不是在交易过程中出现的，但是它同样也是一种契约精神。比如说贵族里面最典型的是决斗，我们著名的诗人决斗就死了，年纪轻轻就死了，为什么要决斗?是因为贵族精神里不是个贵族或者是个平民就不能决斗，它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关系中的规则。

　　当一个游戏规则统一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非交易行为中的契约，就不是契约一定要在交易过程中，在生活的任何一个细节中都有。所以，两个人身份可能不平等但为了某一件事情可以决斗。通过决斗也许赌了命的就是你死了我活着，或者是我死了你活着，这在18世纪欧洲非常常见。它是把规则契约化了，当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是无法选择的，当无法选择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会说用一个规则或者是双方认可的一个规则来处理，最常见的是我们用石头剪子布赌一赌。输的人必须服从于统一规则的选择。比如说两个人都要办一件事情，有的人说是为了亲情我应该去，都是高尚的。但这时候怎么现在?没有办法就石头剪子布吧。所以我们险要有石头剪子布这样一个统一的规则，否则大家就手心手背了。所以这个规则就是在没有交易过程中也会形成组成社会的契约精神。这也是非常需要的。

　　社会需要有一种契约精神，才有可能让这个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进行交易，陌生人与陌生人的交易越来越多了，从一个地方发展到一个国家，从一个国家发展到数个国家或者是国与国之间交叉进行交易。这时候可能就有了规模化生产的问题和规模化交易的过程就有了企业化。当然企业化出现的时候更需要一种契约精神。就是人与人的时候毁掉契约的是一个个人精神，但是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中就变成了一个整体行为和群体行为。

　　所以当群体社会和群体行为产生的时候，这契约精神越来越重要，被提到人们不得不重视的一个地步。比如说，企业的治理需要契约，如果没有契约谁管谁啊?谁服从谁啊?按什么办法来进行权力的制衡啊?所以都依赖于契约。

　　因此在企业家这个组织过程中，更强调契约比其他的东西更重要。比如说企业的规模化生产，你得有契约，没有契约就不会有统一的行动，因此要制定一个统一的规则，这个规则告诉大家你必须这么办，他必须那么办。比如说8点钟必须上班，有一部分人不上班，流水线开不起来了。所以每一个流水线里每一个人做每一个部分的工作，必须认真地做好工作，要不然下一个工作做不成了。所以规模化生产的时候统一的规则就变成了每一个人行动的契约过程。

　　比如说产品的质量，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统一的质量，怎么进行大规模的交易呢?大家说定一个A型号的或者B型号的，你要把这两者混在一起的话，这个交易是形不成的，因为有可能型号不同的时候价格也不一样。所以契约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产品销售的时候，交易的过程中的广告是一种要约，定价也是一种要约，保修还是一种要约，整个交易过程中都要有一种契约的保护，我今天交货还是明天交货，我付钱了的时候必须要交货等等，所以当企业产生的时候契约就更复杂了，那么在企业背后还有很多契约的东西，比如说资本市场、股权分配，没有股权分配的契约的话资本市场怎么进入呢?你不能进入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也不能进入到企业。

　　更重要的是财产权力，界定契约的时候首先要保护的是财产权，如果不能保护财产权所有的契约都变成了假的，因此在财产保护上这个契约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实际上契约精神简单说就是来自于诚信，比如说中国有很多话叫一言九鼎，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是立人立言也是立社会之本。我们教育子女的时候永远都说你要说真话，不能骗我。但这个社会中目前是充满了欺骗，大家在今天要开这么大的会集合这么多的人，请这么多人来讲契约精神和法制，实际上是告诉大家我们这个社会已经糟得不行了，四处都是欺骗的东西，所以大家才不得不来共同讨论如何让这个被欺骗的社会变成一个诚信的社会。

　　作为企业来说，你要在共识的法律和社会诚信之外，有额外的保障，这个额外的保障是促使你不得不诚信的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一种社会契约，我们开发商从来是被大家骂得不可开交的，所有的脏水都倒在开发商头上，可能有很多开发商并不诚信，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华远我们就出了业权制度，是因为我们有了业权法以后国家才有了物权法，按比例分摊面积才有。就不会有哪一个部分是开发商偷偷占了，哪一部分是业主的权利没有给业主。

　　所以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开发公司里只有我一个人是给业主分钱的，比如说楼梯的广告不是我开发商拿的，而且按照业权的比例给业主冲抵物业管理费。我们推行了中国的第三方担保，对产品的质量我们从来不发愁，因为我们有强制的第三方担保，你拿到房子的时候同时拿到了担保的担子，是告诉你我可以不赔钱给你，但有人赔钱给你。你可以不找质量问题，但有人担保我的质量。

　　所以当企业承担了契约的社会精神的时候，你更要做的是额外有法律之外的契约精神给社会一种担保，这种担保不但要解决你的诚信问题，而且要解决老百姓的实际收益问题和财产权利的保护问题。

　　目前我们要强调的法制，不仅仅是企业的契约精神，因为契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许是这个社会里更需要强调的是如何保障市场经济是个完整的东西，如果市场经济不能完整，这个契约精神一定是不完整的，比如说国家要首先有契约精神，你要有严格的法律，这个法律是国家与社会和公民之间制定的契约，如果国家不遵守这个法律的契约的话，公民也就不可能去遵守社会的契约和市场中的契约，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恰恰是中国为什么会缺少契约精神，就像刚才说的为什么大家会讨论诚信的问题。

　　因为中国的契约虽然在文字上造就有登记，但是中国历史上的皇权是受法律保护的，皇权在中国的古代三千年过程中大部分是重农轻商，一定是以证法为主。这个契约是你必须遵守的，但市场交易是什么?

　　是自由契约，它可以不遵守政令，但是在自我规范的条件下，能被市场所信任。其实你不用他不遵守法律，因为他不遵守法律常常交易是不成功的。比如说自由市场中，我们拿鸡蛋换白薯粮食，老百姓在交易的时候可以不考虑法律问题，所以我们在三字一包出现的时候是违法的，但农民依然会进行自由市场的贸易和交易。

　　计划经济是种指令性经济，没有市场的自由交易，什么叫强制性的?一个人只有26斤粮食，你就只能吃26斤粮食，然后告诉你你可以一个月领三长工业券，给你一个副食本说你一个月可以买半斤油和二两猪肉，因为拿到凭证的时候不管这个凭证被偷和抢了落在谁手里都有效。但如果没有这个凭证到饭馆里吃饭花再多的钱不卖给你。所以不需要契约。

　　改革以后是在一次撕毁所有的契约，比如说小岗村，所有的小岗村人按手印都知道自己是违法的，要违反当时的契约就是我们的法律。然后每个人都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用按手印的方法宣布我们要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最后是让所有的法律修改了。

　　因为，在理和法之间我们存在一个差异，过去我们的法是不合理的，要生存下去这个法要发挥作用，否则这个法一定会被小岗村的农民用按手印的方式推翻了。这就是一个改革的过程，因此改革实际上要修改过去的法律，因为过去的法律是建立在撕毁契约的基础上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过程。有时候需要的是革命，有时候需要的是反革命。

　　这样一个反革命的过程是把原来错误的约定和法律推翻，形成一种新的革命或者说我们叫做改革。那么恰恰是现有的法律不能满足于社会的需求才需要去修改法律。早期1954年中国的《宪法》我们是私有制的，到了第四部宪法的时候才改成了公有制，比如说土地。现在82宪法是不是还要修改呢?是不是原来我们的私有制更合理一些呢?

　　总之，这是需要一个探讨的问题。引起的结果就是，如果现有的法律不以私有产权保护为主，权力可以任意干预就变成了没有契约精神，因为法律没有以产权保护为基础，在现行宪法上私有产权保护有，但不是神圣不可侵犯，是两种产权的歧视，为什么那些神圣不可侵犯，而这些不神圣不可侵犯，还要合法取得的私有财产要合理保护。

　　这些没有人说得清楚。如果政府不能严格地遵守法律，行政可以对市场规则进行任意地破坏，这种现象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比如说中央电视台可以花大量的电视篇幅讨论星巴克的咖啡价格，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动用权力干涉市场的自由定价权。

　　而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就是价格的自由定价权，自由定价权也是契约精神中的一部分。在我们国家，有《价格法》分为三类，一类是政府定价权，一类是指导价格，一类是市场定价权，但实际上政府这只手已经深入到了市场定价前的身上，所以李克强总理上台的时候，第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首先说要把政府那只乱摸的手砍掉，我觉得非常好，但现在还没太舍得。

　　如果政府不能严格地尊遵守法律，缺少契约精神的时候一定会把责任退给市场，比如说我们的政府官员会说是开发商没有道德，是企业家没有道德，把所有的道德责任推给了市场。为什么市场会出现没有道德的争论呢?是因为政府首先把自己定为一个商人，在国家对政府的定义中本来它是为公共权力服务的再分配过程。它的职能是对公共财产进行再分配，它用强制税收的权力获得财富然后进行财富的再分配。

　　但我们的政府似乎不是，它不断地利用市场经济的规则把很多行为变成了自己赚钱的产品，加入到市场规则中去，所以就破坏了市场的契约精神。比如说他们可以任意把土地作为财产进行买卖，而买卖的过程中告诉你我的利益越高越好。所以价高者得，于是就产生了我们大家所争论的房价的高低问题。

　　我们可以先问问这个房子你买不起，这个地你买得起吗?北京的地最高的时候相当于7.5万一平米，地你都买不起何必谈房子呢?在地的过程中已经没有开发商什么关系了。

　　所以当政府成为一个商人的时候就失去了公共权力服务和公共权力分配的一个前提。它当然不会有契约精神，因为它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运动员又兼裁判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呢?这个社会一定是这样一个过程。最典型的是奥林匹克精神不败，但是所有的奥林匹克主办国都有权决定我让哪个项目加入到奥林匹克竞赛中去，也可以删除某个项目不作为奥林匹克的竞赛规则，这就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所以每个国家在争办到奥林匹克的时候，一定要增加一个有利于自己国家获得金牌的项目加入到其中。这种契约精神有没有规则是前提，如果符合规则的要求，那么它这样做是合法的合理的，如果没有规则可能就不合理不合法。

　　中国在于我们没有权力的制衡因此不会对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进行统一规则管理。当制定这个规则前提的时候所有的游戏规则都无法变成一个完全独立的司法条件。

　　所以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以及对市场契约精神的保护就失去了基础。当没有这样一个基础的时候，商人们在拼命地想、企业家们在拼命地想我们要呼吁有企业家精神，要有契约精神，可背后有人拿刀捅你的后腰说我不听你的契约精神你必须要服从我的规则，这样永远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做基础或者说没有这些必要的契约精神作为市场经济的保护和条件，那么中国就永远可能在高喊着让别人让欧盟让美国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的地位，但我们自己永远不会实现市场经济的地位。

　　(实录节选自网易财经，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