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精力充沛的退休者。
他从没有停止过对知识的热爱,他跑到高校去当老师,他乐意对着一大帮的学生谈论自己的得失经历,他推掉很多应酬只因为办公室里坐着一帮他的学生,他看上去更享受这一种无拘无束的快乐。
他是国务院历史上第一个拥有美国华尔街执业律师身份的副部级官员,当年尼克松为了挽留他竟直接给李岚清写信,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虽然他的第一份工作是铁路工人,他的思维西化,极度相信市场的力量,并身体力行地去执行,甚至不惜与传统的体制发生冲撞。
他从不认为人与人之间会存有无法平视的障碍,他总是得罪人,因为在人情和真理面前,他更愿意选择后者。他高声引用美国诗人麦克斯·埃尔曼的诗句:“可以的话,尽量不放弃原则而与所有人和睦相处。”
这就是高西庆,中国资本市场的创建者之一,证监会的前副主席,他的最后一个职务是掌握2000亿美金的中投公司CEO,现在他是北京一所大学的一位老师。
艾问高西庆:门口的野蛮人
高西庆再一次出现在华尔街的老朋友面前,是在好莱坞拍的电影《大而不倒》中。
这部电影真实地描述了那场可怕的金融危机背后的隐秘故事,影片中时任中投公司总经理的高西庆被塑造成一个站在华尔街上玩命吸烟的“门口的野蛮人”。
不过在不少中国人的眼里,作为这家年轻的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首任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高西庆干得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他们总是不断地从新闻上听到说,中投又浮亏多少多少钱,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中投你要说是不是满意,我说肯定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说你是不是非常不满意?那应该也说不是。”在八个月前告别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岗位后,如今的高西庆这样评价说。
客观地说,中投公司的“总操盘手”这个工作并不好当,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危险的职位。
成立于2007年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特殊的企业,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国家外汇储备过多的问题。
中国的外汇储备在过去的这10多年时间里,从快速增长的欢呼雀跃声变成了无奈的焦虑。在2000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数量为1656亿美元,而到了2006年,中国的外汇储量超过了日本,跃居世界第一。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到了2007年底,这个数据变成了惊人的1.53万亿美元。
“因为我们的外汇储备太多了,如果只是放着它的话,其实是要亏钱的。”高西庆说。
事实上在中投成立之前,面对如此之多的外汇储备,政府通常是两种选择。一种,把这个钱存银行,但是几万亿美元的钱该存在什么地方呢?国内的银行用不了这么多钱,国外的银行利息会越来越低。
另一种方式,则是买国债。在过去的多年中,购买美国国债是一个相对比较惯常的一个做法。但是后来有一天忽然发现,中国占了美国国债相当大的比例,这时候中国政府的一举一动、每次买卖,都会使整个全球市场的国债利率有所波动。“这其实相当于我们把自己锁住了。”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投公司成立了,它唯一的使命就是让手中的外汇储备能实现更多的价值。“我们做这个事情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就是使我们国家人民做了这么多年,不管是外贸也好,投资也罢,辛辛苦苦赚的这点钱,能够保值增值。”
不过在政策上,中投却有很多的限制,比如只许到中国境外投资,不能在中国境内投资。但问题是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找一家和中国没有千丝万缕关系又适合投资的公司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这使得中投公司在投资标的的选择范围上相当地纠结。
另一方面,中投的背景又使得国际上对其“另眼相看”。高西庆们无奈地发现,很多时候,这个球场并不是公平的。
“一年多前我们碰到的一个案例,让我们觉得极为生气,非常郁闷,最后没有投成,就是因为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强烈干预。”
显然,“带着脚镣跳舞”再加上作为一家来自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在国际市场上,并不能成为最出风头的那一位。
“中投这七年多时间,平均每年的收益大概在5点几,我认为中投还是赚了钱的。”在很多场合,高西庆还是愿意经常为中投说话,因为中投的业绩确实成为了舆论批评的地方,事实上,按照预测,中投公司必须年收益在10%才能保本,而久受赞誉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年均收益率才9.5%。中投公司当年的第一笔投资——入股募股权基金黑石,便因为金融危机的到来,浮亏一度接近100亿人民币。
不过,在中投发布的2013年年报显示,去年中投的净利润上涨11.86%,达到了该公司自2007年9月成立以来的业绩最高峰。同时当年备受质疑的对黑石集团和摩根士丹利的投资终于在去年也实现由亏转盈。
这样的业绩,无疑是高西庆对继任者最好的交代。
“当然我们中投自己必须不断的反思自己,哪一点做对了,哪一点做错了,我现在退休下来做最重要的事,就是整理我们的所有案例,把我们成功的,特别不成功的案例都整理出来。”
艾问高西庆:饥饿年代的幸存者
事实上,相比于退休前在中投公司的那段工作经历,高西庆20多年前的下放生活和海外求学经历可以称得上是跌宕起伏。
这位陕西小伙子精瘦的身体里,蕴藏着惊人的改变自己人生的力量。
初中毕业后,不到17岁的高西庆当了兵,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修铁路。在那个年代,这个选择其实是没有选择权的选择。
很多次,高西庆回忆起当年的困难生活,那是一个围绕填饱肚子而发愁的年代,也许活下去才是唯一的选择。
“要技术层面讲,绝大多数都是自愿选择的,但是从宏观角度讲,绝大多数都是被迫去的。”高西庆说。
历史从来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一个人的命运也往往是这样,有时候不经意的一步,改变的却是一生的轨迹。高西庆最终没有成为一个吃苦耐劳,技术卓越的老资格铁路专家——如果他真的干到退休的话。
改变高西庆的是一张报纸。
这位年轻的铁路兵喜欢看看报纸,每个月发的那点津贴几乎都拿去买了报纸。“有一天报纸的头版登了一条毛主席语录,意思是说大学还是要继续办下去。”读到这一段话时,一种莫名的悲伤突然涌上了心头,“我当时跟我最好的一个朋友讲,我说咱们这代人算是彻底没了,我们在最底层的地方干活,我们怎么会去上大学?!”
这是一种被抛弃的绝望,十八九岁的高西庆明白了一种领悟。幸运的是,这个小伙子并没有绝望,只是更加深了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
19岁那年,高西庆和另一个朋友,在那个偏僻的铁路上,组织了一个学校——共产主义劳动夜校。
一个今后即将影响中国未来证券市场的投资家,在这一天开始了自己的真正学习生活,。后来,他开启了“学霸模式”,以工人的身份自己溜进去旁听西安交大的课,考试考得比正式的学生还好,再后来他被推荐上了大学,考取了研究生,留校任教,后来又被派去美国留学。
在30岁那一年,高西庆在美国一家律师所工作实习一年后,考取美国著名高校杜克大学的法学院,成为了尼克松的校友,甚至在后来,据说尼克松还出面给当时的中国外贸部部长李岚清写信,希望挽留高西庆在美国再待个三五年,当然理由写得特别中国化——希望高先生“多学知识报效祖国”。
在成为华尔街第一个获得律师执照的中国人后,高西庆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国,也许是冥冥中的注定,他知道他的未来在中国,那一年是1988年,中国正在以一种新的姿态拥抱全世界。
艾问高西庆:证券市场的拓荒者
20世纪80年代末以及之后的十来年,是这个国家改革开放逐步走向深入的年代,证券市场的创建为这场伟大的变迁适时地引进了一股巨大的推动力。
高西庆正是在这一变迁中,承担了证券市场及其法规体系的建立、完善和发展的开拓者角色。
困难可想而知。在法制尚不健全的中国,年轻的高西庆们要实现证券的法规建设理想可以说举步维艰。
但,历史给了这几个毛头小子一个宝贵的舞台,最终他们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我们是以近乎愚公移山的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建立中国的资本市场”。高西庆说。
1988年3月,刚刚回国的高西庆,与王波明、王巍合作,写成《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这份“建议”又称“中国证券市场的白皮书”。
“我们去找历史上所做成事情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年纪大的人好处就是经验比较多,想的比较周到,但是因为想的比较周到,可能常常很多,能做的事情就不做了。”
正是凭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高西庆后来又参与起草了《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设想》,并在最短时间内接受了中央领导人就《设想》的咨询。
终于在1989年3月15日,中信、光大、中创等9家机构,各出资50万元,设立联办,高西庆任首席律师。
随后,深圳、上海两家证券交易所分别开张,联办都是主办单位。自此,中国的证券市场逐渐蓬勃起来。
高西庆曾经两进两出证监会,客观地说,证监会的工作并没有给高西庆带来多大的职业荣耀,相反,那甚至是他失落的一段时光——这位傲慢的华尔街高材生在这里被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国国情课。
高西庆和他的在证监会里的海归同事们,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国有股减持充实社保基金、推出开放式基金、国内投资者投资B股、上市公司增发等,但最后无一不遭到市场的抵制与质疑。
事实上,高西庆和他的同事们挑战的是人们对未知世界的认知,证券市场永远是一个新鲜的世界,而他们讲述的西方故事,在中国的土壤环境中,并没有能开出鲜艳的花朵。
人们毫不客气地嘲笑说,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即便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也很难说是明智之举。
回顾哪一段过往,高西庆坦陈“永远是努力的去解决问题”。
“我所做过每一件工作,我都是,真的是竭尽全力去做的,用不能说120%,至少100%的精力去证明,这么多年来我睡觉时间很少。”
回头看过往的这些风云,高西庆依然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个努力做事的普通人。
“人做事嘛,总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很多自己觉得,可能都有点遗憾的地方,但是这个是人生必然的东西。”高西庆,或许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一切还会显得云淡风轻。
本文作者介绍:艾诚(Gloria),80后知名独立主持人,艾问传媒创始人。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被世界经济论坛授予“全球杰出青年”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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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投资界,作者:艾诚,原文:https://people.pedaily.cn/201412/2014122637596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