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问冯仑：段子手的荒诞内心

　　五、《艾问六君子》

　　一开始，冯仑的确在朝着自己设定的人生轨道前进：他和他的导师马鸿模成为了忘年交，马在中央党校是少有的个性人物。毕业后，冯留校做了一段时间的老师，随后去了中宣部、体改委。

　　29岁那年，冯来到了海口，着手创办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此时的1988年，海南正式升级为省，成为这个国家最年轻的一个省级行政区。伴随着行政级别调整的是，海南成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向往和憧憬的热土，十万人才下海南成为当时海南人才热的生动写照。

　　如果没有这一变化，或许冯仑会按照着自己的计划，沿着“理论对策化、对策政策化、学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中国特有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升迁之路——或者说是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唯一路径。

　　可是历史没有如果，随着体改委的解散，一夜之间，冯仑成为了一个没有组织的人。这对于一个梦想着依靠组织一步步实现自己理想的人来说，几乎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那个时候也没有工资，也没了单位了。”冯仑把这描述成“失怙”——少年冯的天变黑了。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命运往往会对那些失意的书生格外垂青：落难书生最后高中状元，抱得美人归是传统戏曲中的常见桥段。

　　之前的海南之行，给冯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伴随着海南淘金热，冯仑和他那些同样年轻但一样沉浸在失意中的伙伴们，在海南组建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

　　随后的那一段段财富故事后来被无数次演绎——书生冯仑学着开始做生意。多年以后，人们在寻找万通六君子的过往历史时，海南是最初的开始。

　　事实上，在那个体制混乱，法制不健全的特殊时代，万通六君子与其说是做生意，不如称之为一场世纪大冒险。

　　这恐怕不是冯仑所想要的，但他们一样也尝到了甜头。只是分歧来得很快。“最大的分歧就是说，到底我们做哪些行业?在哪儿做?怎么赚钱?怎么管理这个企业?每天都是冲突，因为大家都真的是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做?”冯仑说。

　　被体制抛弃后的沮丧感，没过多久就被大把金钱所带来的快感瞬间包围和吞噬。只是和周围那些头脑发热的淘金者不一样的是，这些曾经拥有过体制优越感的精英们，并没有从单纯的物质财富刺激中获得太多持久的快乐，这或许才是冯仑们的悲哀之处：他们有着骄傲的又要命的理想和气质。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赚钱并不算多的冯仑们，会写出《披荆斩棘共赴未来》这样一篇口号式的、直抒胸臆的文章。

　　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昭告天下，不如说是对冯仑们失落内心的一个安慰——这些年轻人内心深处那种浓厚的士大夫情节，在金钱的发酵下再度膨胀，在仕途报国无门的条件下，他们幻想着能用创造财富的方式继续为自己的祖国效力。

　　这看上去又像是另一种的荒诞。

　　伴随着海南淘金潮的褪去，万通六君子也在1995年走到了分手的一刻。中国式的合伙人，最终以商人的方式分手，虽然在之前，他们是以理想主义的名义走到了一起。

　　“大家在一起讨论，凡是讨论到最后，也有声泪俱下的，也有捶胸顿足的，也有拍案而起的。”冯仑说。

　　不过，55岁的冯仑更愿意以青春期的说法来解释那一段合伙岁月，冯仑否认自己“粉饰”分手的过程，他强调那些不和谐的声音都只是“青春期过后的分歧”。

　　分家后的冯仑一度又“一无所有”，当他和一起创业的伙伴们签完最后的分割协议后，他把支票递了出去，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这些兄弟真的只剩下理想了。

　　后来，得益于中国风生水起的房地产市场，冯仑再一次顺势走到了前台，甚至一度成为了民企企业的代言人。

　　大咖语录：

　　冯仑：我们有过去曾经在生意上的合伙人，然后也有散伙合伙的经历，但是我通过这样的过程我才知道，结婚是误会，离婚才是理解，精神上的婚姻永远比身体和现实中家庭的婚姻要更久远，我们6个人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婚姻，所以这个婚姻没有散，但我们现实中的工作是分开了，这是我觉得，我们仍然能成为朋友和继续人生故事的根本。

        本文作者介绍：艾诚(Gloria)，80后知名独立主持人， “艾问传媒”创始人。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被世界经济论坛授予“全球杰出青年”荣誉。

本文来源投资界，作者：艾诚，原文：https://people.pedaily.cn/201412/2014120937493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