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关于明星片酬的谈资又成了热门话题，向来主打明星牌的综艺节目自然也在讨论之列。
“感觉整个（综艺）行业都在给明星打工！”某真人秀制片人一上来就向记者哭诉，现如今很多投资方、冠名商对节目的*评估要素都是明星——短短几年，真人秀明星的片酬占节目制作成本的比例甚至已经从40%飙升到了75%。
有人将明星视为综艺节目取胜的万金油，也有人认为是行业的魔咒，但实际上，明星和综艺节目之间的关系又岂止是一个数字那么简单：你以为“天价”片酬真的都能落入明星口袋？你觉得节目组花了钱和时间邀请到了明星，就算真正搞定了他们？图样图森破！这里面狗血故事多着呢，且听本期《贵圈》慢慢分解……
明星片酬狂涨，可以占到节目制作成本一大半
“我的项目，现在*标准不是追逐现象级综艺，而是将明星片酬比例压在50%以内。”综艺制片人李欣告诉记者——这一句话，或许只有圈内人才能体会其中的酸楚。
关于“漫咖啡PPT神兽”的段子依旧在上演着，综艺圈的朋友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还是：如何做到不把钱砸在明星片酬上。
真人秀明星片酬一年高过一年，价码神兽榜一年一换
明星片酬以及其在综艺节目制作费中占比一涨再涨，这点从前两年腾讯娱乐出品的娱乐白皮书中已有明确体现。2014年，明星片酬占节目总制作费的比例，还是能够控制在50%以内的。其中，天价综艺最典型的例子无疑是投资2.1亿的《造梦者》，除了姜文一人拿走4500万片酬，姚晨、刘嘉玲均给了北京卫视总监徐韬面子开出了友情价。
根据腾讯娱乐2014年白皮书显示，明星的天价综艺片酬现象已突显
2015年，“小鲜肉”抢占综艺市场，张艺兴、鹿晗、马天宇、井柏然、陈伟霆成为真人秀新宠，《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跑男》等热门综艺，已然站在制作成本不足总成本一半的悬崖边,甚至有“按天计算”的明星片酬报价单出现：超级奶爸L450万/天，极限帮成员S300万/天，一线女星F甚至按分钟收费，6万/分钟……某明星经纪人跟记者笑侃：“拿不到1.5亿投资的制作团队就别跟我谈。”
2015年的腾讯娱乐白皮书中，“小鲜肉”在综艺节目中的崛起被纳入其中
2016年，明星贫富差距逐渐拉开，在综艺节目明星片酬居高不下的大环境下出现了几大梯队：*梯队除了既有人气也有实力，话题回报率也高的圈内实力大牌，如范冰冰、周杰伦，拥有庞大粉丝群的当红小鲜肉，如鹿晗、王凯，因为今年奥运年再加上自身话题性，刘翔也跻身其中。第二梯队则是娱乐圈“不老之身”，他们圈内地位高、对综艺节目要求也高，人气和话题同*梯队不相上下。第三、四梯队是经常出现在各大综艺节目，综艺效果好，观众缘佳的明星，价格也相对低，可谓性价比很高。
根据媒体公开资料得出的2016年综艺节目明星身价的大致梯队区分
明星被分三六九等，梯队不同价码不同
明星片酬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凭什么张嘴就可以报价几千万，他们报的价格市场会认可吗？其实作为节目制片方他们也有自己的标准。
亲子节目艺统总监高娟告诉记者，她手里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娱乐圈艺人名单，上面不仅有梯队排行，还有艺人类型、粉丝黏度等系统分类，“我会将明星分成很多部分，上过真人秀和没有上过真人秀的，适合夫妻情感类以及亲子类的，还有挑战类、音乐类、导师类、喜剧类、小鲜肉、老腊肉等。”
分类不同、梯队不同，价格自然也就不同，“咖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标准，请来姜文、葛优、刘德华一定就是梯队塔尖，但这些艺人不一定有钱就能找来，在节目创意过关的情况下，花钱请来一个*一线，至少在冠名和投资上占了先机，”高娟表示。
高娟接着说道：“综艺首秀也是一个高价标准，赵雅芝、林青霞、姜文、冯小刚等这类明星的首秀是片酬的最高点，除了砸钱还要看节目类型、气质是否同艺人匹配。”
当红辣子鸡也是真人秀哄抢对象之一，但他们的片酬波段并不稳定，“去年可能15万，一夜走红能飙到50万，但持久性不强，多上几档真人秀价值被分流，片酬价格也会回流。”
还有一种明星价格偏高的原因就是极限行为，“让明星（在节目里）做一些不擅长的事，或者接受一些颇具挑战的项目，明星的报价也会高些，比如当年张柏芝上跳水节目一期七位数起价，放在当年已经属于天价了，而同年她上了一档亲子节目片酬就低很多。”
特殊时段、特殊背景也会影响艺人的片酬，譬如今年是奥运年，体育明星的片酬随之水涨船高，《极速前进》的总导演张艺就告诉记者：“刘翔片酬的确会比节目其他艺人高些，他不仅符合奥运的主题，再加上离婚事件后的综艺首秀，我们也觉得他的报价算合理。”
这几千万都能落进明星口袋？未必
以上说了如此多明星在一档节目收钱收到手软的例子，but，所有的真金白银都能被明星拿到手里吗？知情人顾先生告诉记者，“热钱涌入，明星片酬虚高，导致行业出现很多乱象，出现很多中间商，片酬掺水的情况数不胜数。”
前些天王宝强离婚大战刚爆发时，有网友翻出其前经纪人宋喆私自为王宝强推掉《跑男》而接了《真正男子汉》，其实这样的现象并不稀奇。顾先生表示：“演员拿片酬、无论是一集还是打包价，经纪人都从中按比例提成，这是合同中看得见的明账。但很多项目其实都有两份不同合同、不同账目。我遇到过经纪人先从节目组抽了10%，然后再跟艺人说‘这个案子有中间商，我们要给提成’，再减去10%，剩下80%还要跟经纪公司分成，剩下艺人再跟经纪人进行比例分成。”
制片人X先生也向记者透露：“除了经纪人，明星上一档节目，还有很多中间商，譬如某卫视高管把自己熟识的艺人介绍给某平台的节目，中间至少要抽走10-15%，私下跟经纪人分5-10%，这种领导硬塞进来的艺人也不是少数，价格又高还不能得罪。”
这类艺人吃哑巴亏的现象也是五花八门：某二线卫视做了一档偏公益的真人秀，该节目导演向记者爆料，“我们请了一个真正的一线大咖，跟经纪人谈的打包价，按照真人秀的价格标准签订。但是总共只需要拍摄两天——我们将镜头平均分配到12期节目中，从最后的成片看，该大咖也是全程跟随。后来其经纪人要求我们在片场不允许跟该明星说是在拍真人秀，要说是公益活动。”也就是说，其实艺人只收了公益项目一部分费用，而经纪人却收了节目真人秀的片酬。
邀请明星有门道：并不是有钱就可以
综艺节目邀请明星，虽然不砸大价钱很难请得来，但有钱也不是*的办法，要拿下理想中的明星人选，从“谁去邀”到“怎么邀”中间都有很多门道……和八卦。
秘诀一：有一个经纪公司做后盾比有十个艺人统筹强
还记得前几天，陈冠希一怒冲冠为红颜，因女友未能上东方卫视《我们的新衣》而在微博怒骂林志玲的狗血事件？这中间不能忽视的环节，其实是节目艺人统筹中间的失误。
据记者调查，当下各大卫视除了湖南、东方、浙江等一线电视台有自己的艺人统筹外，80%没有艺人统筹团队，“好的艺人统筹不仅需要有艺人资源，还要会“码”明星名单，这不是看起来那么容易的事情，成功的综艺节目一定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艺统队伍。”综艺节目制片人李欣告诉记者。
业内知情人W先生也告诉记者，这几年节目组都有直接同经纪公司合作的习惯，“《跑男》和华谊签署的战略合作，而邓超、李晨、陈赫、郑恺、Angelababy都是华谊的签约艺人；《欢乐喜剧人》也是有德云社这一后盾——郭德纲、小岳岳、于谦、郭麒麟轮着上节目；而《极限挑战》有鑫宝源的投资才极力请来了孙红雷、黄磊两位。”
同样，北京卫视《跨界歌王》也有鑫宝源这个背后的操盘手，而该节目由赵宝刚的太太丁芯（鑫宝源总经理）亲自来“码名单”：刘涛、王子文、姚笛、王凯、巴图、李光洁全都是丁芯的关系户。坊间还有一个八卦是，某花旦主持人之前还没有跟北京卫视签合同就参加了《跨界歌王》发布会，可是后来并未出现在节目中，真正原因是就被姚笛顶替掉。
秘诀二：深度了解艺人，知其“命门”投其所好
丁芯在《跨界歌王》的研讨会上曾透露，她的优势就是“深度了解”艺人，“如果不懂得如何投其所好，不知道明星的命门，砸再多钱请来的明星都会出现问题。”节目策划人冷先生告诉记者。
记者从知情人处了解到，某著名鲜肉在别的节目已经报出高到6000万的打包价，但他参加《跨界歌王》却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一部分是因为丁芯的人情，另一个原因是有人告诉北京卫视方面，该男星急需一个北京户口，后来节目组便帮忙解决了其户口问题，才促成了这位男星“自降身价”的一次合作。
某节目艺统总监王莹告诉记者，节目组前期邀请艺人的范围基本要在所需艺人数量的3倍以上，以现在一档节目6到7位的明星阵容来算，前期至少要与20多位艺人接触沟通，“邀请艺人不能一厢情愿，要让艺人在节目中可以完成或摸爬滚打或吃苦耐劳等各种挑战，你必须非常了解每一位明星。”
据记者了解，丁芯在《跨界歌王》录制期间还担任了艺人们“心灵导师”的角色：刘涛当晚表现不好，她会立即去安慰，“亲爱的，你今天真的特别好，我都哭了”；姚笛心里压力大，她几乎场场陪伴；还有之所以会给巴图选《当你老了》，也是因为丁芯太了解巴图和宋丹丹的母子情。
日月星光传媒创始人易骅透露她在《非凡搭档》邀请艺人之前就会做大量工作，“当工作人员提供了*批艺人名单之后，我便会熟读他们所有的资料，当敲定艺人团队后，我都亲自进行沟通。”
好不容易请来了，录制过程中还得小心伺候
前面说了那么多，节目组为了邀请到合适的明星，拼尽全力砸钱又花心思。但是，这并不代表录制过程会是一帆风顺的。记者通过暗访多档综艺节目录制现场发现，明星们有太多奇葩的要求，节目组必须随时小心伺候，尽心安排。
节目组在和明星相处中的“三不”原则
制片人顾先生告诉记者，艺人在录制节目的时候有很多雷区，如果节目组功课没有做到，分分钟会出现罢录、耍大牌的狗血剧情。
“明星上节目其实有三不原则：1、有矛盾的艺人不能同上一档节目，譬如最近的林志玲和秦舒培、叶青和姚笛，都不能同时邀请。2、单飞的团体前队友*不要同时出现，张艺兴、吴亦凡、鹿晗、黄子韬他们私下是要求不能同框的。3、前女友、前男友、三角恋一定要弄清楚，譬如不会有人安排Angelababy跟阿Sa同框，所以阿Sa没有上过《跑男》。”
顾先生也笑称：“在邀请明星过程中，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可以了解到艺人的有什么特殊癖好，比如某台湾艺人要求不脱袜子，说他这辈子就没有在镜头前脱过袜子，所以你非要他下水玩游戏肯定不行。再例如，某教父级香港艺人，录节目中间他都要吃东西，而且一定要先买回来，不然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
前方高能！
撕开有些明星的“双重人格”面具
艺人统筹子晨谈到明星在真人秀录制过程中的奇葩事情，不禁吐槽：“最忍受不了的就是艺人双面性格。譬如某L姓主持人在录节目前对台本，只要看到台本有关于采访嘉宾稍微‘污’一些的词语，当场就摔台本说‘录不了，这太影响我的形象，我也不允许自己出现在这样的节目中。”
子晨无奈地说：“12期节目啊，合同签了的，100多万收了的，临时就耍脾气不录了，好说歹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上台了，结果所有人都傻眼了——除了不按台本主持，L主持人污起来简直不要不要的，导致很多东西都用不了，只能剪了。”
同样关于在节目中“污”的事情，Z姓女星天天在微博中晒幸福，节目中装清纯，可是在对台本时却很嫌弃：“你们这个台本太小儿科，一点不污嘛，不污怎么有话题，谁会看啊。”子晨摇头：“你可以脑补下当时工作人员头顶的黑线。”
一条新闻稿引发的“血案”
明星动不动用“罢录”来威胁节目组，已经让人见怪不怪了，理由也是各式各样——其中，有不少明星热衷于让节目组删新闻稿。
最为著名的自然是红透半边天的W姓歌手，有记者在录制现场拍到其女儿就顺手出了一个小新闻，也小提了下他当时的女友，结果当然是其威胁节目组，“删稿子，不删罢录”。不久后，因为在节目中唱歌高音部分没唱好，他要求重唱，这一细节被记者写进稿子中，结果又是“删稿子，我是不会犯错的”。
在某夫妻节目中，记者也不小心写了某L星男星当年不红不紫的尴尬，L星男星觉得被侮辱了，同样用罢录的方式威胁节目组。
某台湾男星，平时看起来温文尔雅，最近也要参加一档谈话节目，谁知道他看到其新闻稿打趣他和原搭档同来内地发展却不一起合作，也是要求该谈话节目去找媒体删稿子，“不删，次日的节目不录了。”
节目组要无限度满足艺人的虚荣心
比起罢录，一些明星“折磨”工作人员的行径更为可怕。某节目艺人统筹向记者爆料，“某H姓女星由于爸爸是某单位的领导，她本来就是节目空降来的关系户，因为我们是一个户外节目，需要爬山还要和动物一起录制，早跟她沟通了，让她多带长裤，然而为了露出那白晃晃的美腿，她偏偏全部穿短裤。更奇葩的是，*天录制时裤子弄脏了，不想半夜她给工作人员打电话让节目组去找干洗店。当时工作人员只能解释说环境比较艰苦，附近不可能有干洗店，她说：‘好，那你帮我水洗，然后给我熨干。’”
某些女明星的大小姐脾气也是让节目组工作人无力吐槽，“某D姓香港女歌手每一次录节目一定要自己选搭档，并且，她一旦发现自己的节目反响不好，就会要求节目组去跟平台方申请，要求在同平台的另一档更火的节目中露脸才能平衡。”
另一个选秀走红的J姓女歌手，量级不大要求却很多，比如上节目时她只唱自己的歌，*不唱别人的，据知情人透露，她的原话是：“给再多钱也没用。”
总局发文抑制明星片酬的背后：制约作用可能是有限的
明星上综艺节目拿高片酬，同时又不时“折磨”工作人员，让业内人纷纷吐槽“全民都在给明星打工”。最近总局发文要坚决抑制明星片酬，有人拍手叫好：“是时候挫挫艺人的锐气了。”腾讯娱乐也走访了多位业内人士，对于总局下达的这个指示，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
想要摆脱明星片酬虚高的魔咒，总局的下文是否真的具有实际意义，业内人士湘人李认为，“起码在舆论上是有意义的，给行业和明星们敲了警钟，也会促进电视圈综艺圈对‘巨富’领域的立法管控。”
不过评论人彭侃却认为，总局并没有下达具体细则和条例，对于行业的制约作用是有限的，“很容易最终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但湘人李却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这起码是一个姿态，当然从具体的管控措施而言，都是舆论先行，措施后到。”
综艺制作人W先生也坦言，总局的这个政令执行起来的确是有难度，“现在很多制作公司、经纪公司都是双份合同，台面上一份，台面下一份。没办法，这是市场决定的，有些东西不能政策一刀切的。”
W先生表示：“想要降片酬，应该回到‘为什么片酬会高’的话题，现在喊着‘片酬虚高’的人就是当初把明星片酬炒起来的人，当年那么多热钱涌入，资本进来后他们不用制作体系来衡量明星价格，只使用资本市场来衡量明星价格，用明星来抬高广告和冠名价，才造成了明星价格水涨船高，市场上热钱的温度降不下去，艺人的片酬也不好降下去。”
总结陈词
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综艺真人秀市场这些年来粗放式的“烧钱砸明星”暴露出来的各种弊端，已经显而易见了——不然也不会有以上那么多奇葩案例。然而除了发发牢骚，整个行业的确没有找到最合适的解决办法。正如业内人士所言，资本市场的问题没有解决，明星高片酬其实很难控制。但愿像湘人李说的那样，明星上综艺节目前前后后的各种乱象，可以得到“舆论先行，措施后到”的管控，而非最终沦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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