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哀！杨绛先生今日凌晨去世，享年105岁，“我们仨”终成绝唱

　　牛棚岁月：我们老夫妇经常可在菜园相会

　　相依为命的十年

　　1966年“文革”爆发，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住“牛棚”。余下的时间作检讨、写认罪书等等。3天后，钱锺书也被打成“牛鬼蛇神”。

　　1969年11月，钱锺书被下放到信阳地区罗山县。次年7月，杨绛也被下放到那里，被分配在菜园干活。菜园距离钱锺书的宿舍不过10多分钟的路。当时，钱锺书负责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后来，钱锺书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当时钱钟书在邮电所，帮助那里的工作同志辨认难字，寻出偏僻的地名，解决不少问题，所以很受器重，经常得到茶水款待。当地人称煮开的水为“茶”，款待他的却真是茶叶沏的茶。那位同志透露了一个消息给他。据说北京打电报给学部干校，叫干校遣送一批“老弱病残”回京，“老弱病残”的名单上有他。

　　杨绛喜出望外。她想：“默存若能回家，和阿圆相依为命，我一人在干校就放心释虑；而且每年一度还可以回京探亲。当时双职工在息县干校的，尽管夫妻不在一处，也享不到这个权利。”

　　过了几天，他从邮电所领了邮件回来，破例过河来看杨绛，特来报告她传闻的话：回北京的“老弱病残”，批准的名单下来了，其中有他。

　　杨绛已在打算怎样为他收拾行李，急煎煎只等告知动身的日期。过了几天，他来看她时脸上还是静静的。她问：

　　“还没有公布吗？”

　　公布了。没有他。他告诉杨绛回京的有谁、有谁。杨绛的心直往下沉。没有误传，不会妄生希冀，就没有失望，也没有苦恼。

　　杨绛陪丈夫走到河边，回到窝棚，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心上反复思忖。难道自己的丈夫比别人“少壮”吗？她背诵着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感触万端。她想到了他档案袋里的黑材料，肯定是这份材料在作祟！

　　杨绛想起这事仍然心上不服。过一天钱钟书到菜园来，杨绛就说：“必定是你的黑材料作祟。”他说无聊，事情已成定局，还管它什么作祟。杨绛承认自己无聊：妄想已属可笑，还念念在心，洒脱不了。

　　回家的是老弱病残。老弱病残已经送回，留下的就死心塌地，一辈子留在干校吧。杨绛痛苦地联想着。

　　一天，钱钟书路过菜园，杨绛指着窝棚说：

　　“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钱钟书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杨绛认同：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

　　杨绛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钱钟书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在杨绛眼里，钱钟书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而自己则不免思前想后，可是两人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一九七二年三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照下，杨绛和钱钟书作为这一年的*批“老弱病残”人员，离开干校，回到了阔别两年的北京。据说周恩来调钱钟书回京是以参加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工作为名，主要目的是怕他下放干校受折磨而死。

　　即便动荡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数最多的。

　　“文革”结束后，杨绛和钱锺书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他们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沉溺于自己的学问事业。

　　打扫现场：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

　　我们仨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与钱、杨二先生相比，作为女儿的钱瑗实在是太普通了。直到杨绛的《我们仨》面世之后，爱女钱瑗才始为公众所知——她外语才能精湛，学识渊博，目光敏锐坚定，在大学任教时便勇于创新，开创了“实用外语文体学”。在杨绛眼里，“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

　　因肺癌转脊椎癌，钱瑗1997年去世。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翌年12月，相伴了60多载的丈夫钱锺书又离她而去。遵循钱锺书遗嘱，后事一切从简。杨绛一直陪送钱锺书的遗体到焚化炉前，久久不肯离去，难舍难分。

　　两年间失去了两个至亲之人，只留下87岁高龄的杨绛孑然一身。这个打击几乎致命，但她以那羸弱的身躯挺过来了。这让杨绛对生、老、病、死有了透彻的领悟，希望自己能够“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锺书语）。家里的一切都保持女儿和丈夫在世时的旧样。

　　晚年，杨绛开始“打扫现场”，以惊人的毅力整理钱锺书的手稿书信，钱锺书的手稿多达7万余页，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人惊叹。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至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2003年，《钱锺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几年来，杨绛以全家3人的名义将高达数百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

　　《我们仨》

　　最初设想，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瑗写父母，杨绛写父女俩，钱钟书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到1996年10月，钱瑗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瑗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 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绛见重病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钱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年2月26日，她去世的前6天。女儿去世后，杨绛将残稿接手，续写完属于“他们仨”的故事。

　　《我们仨》分为两部分。*部分中，杨绛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不论暴风骤雨，他们相濡以沫，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这一家人生最安全的庇护所。天上人间，阴阳殊途，却难断挚情。杨绛独伴青灯，用心灵向彼岸的亲人无声地倾诉着。作为老派知识分子，她的文字含蓄节制，那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令读者无不动容。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那安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已经把他们仨永远联结在一起，家的意义也在此书中得到了尽情的阐释。

　　《容安馆札记》

　　1953年，钱钟书先生居住在中关园小平房（引用陶渊明《归去来辞》“审容膝之易安”）。当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锺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极少发表作品，以静静读书为主。以后屡次迁居，当时中关村小平房成为钱钟书“容膝易安”的住所，所以日札也就取名为“容安馆札记”了。

　　钱钟书逝世后，尚有大量的珍贵材料保留在未付梓的读书笔记之中，这些笔记反映了一位著名学者一生的读书思考过程。杨绛以高龄之躯将亡夫浩瀚的笔记一点点整理出来，公之于众，其中《容安馆札记》以读书时的感想和思考为主要内容，是研究钱氏思想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一些观点后来经钱先生发挥，写成了专著，也有的内容当年先生有意扩展，终没有来得及做完。从笔记内容看，钱先生读书涉猎极广，除经史子集外，民俗俚语乡间野史，凡能搜集到的无所不读，凡读过的又无一不做笔记。

　　据杨绛先生说，钱钟书先生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养成的。因为该大学图书馆的书从不外借，故钱先生只得用铅笔边读边记。还有一些笔记是用毛笔写成的，显然是他后来“反刍”(杨绛语)追记的。

　　《钱钟书手稿集》

　　这部《中文笔记》展示钱钟书自1930、1940年代至1990年代各时期中文笔记原貌。按时序，这部分中文手稿被钱钟书夫人杨绛编为9本残页、25本大本、38本硬皮本和11本小本，凡83本，涉及3000种以上中文著作及少量外文著作。

　　笔记中不仅包括了《诗经》、《论语》、《史记》、《全唐诗》、《全宋词》、《红楼梦》等经典，更大量涉及历代文人诗文别集、笔记小说、野史杂谈、尺度日札。多种形制、各类语体的读数笔记曾伴随钱钟书走南闯北，历经风雨。

　　据引述杨绛的话，这些笔记本本来包含有钱钟书的日记和读书笔记。在“文革”期间，夫妇俩把日记从本上一条条剪下。居无定所时，杨绛用枕套、麻袋装上这些笔记本，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没丢掉一本。

　　钱钟书辞世前曾说，这些笔记都没用了。但杨绛不同意，“他(钱)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

　　闭门谢客：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非常过时的柜子、桌子，老旧的样式，始终安之若素，室内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是浓浓的书卷气。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

　　杨绛期颐之年仍笔耕不辍，每天伏案工作。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对此，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

　　闭门谢客的杨绛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她曾对记者说：“*的问题就是打扰特别多，尤其是电话太多，我真担心自己的时间是不是就这样被消耗掉。你能不能代我转达给那些想来采访或看望我的朋友们，杨绛谢谢他们的关心，但千万不要过来看我。你想，即使大家来了，就算同我聊了一天，又能怎么样？我们也不可能只凭这一天交谈就成了朋友吧，还是请大家给我留些时间吧，那样我写些文章出来，大家看到后就权当写给大家的一封信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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