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问樊纲：亚投行能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什么私利？

　　目前关于亚投行最新的新闻是日本的立场动摇。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调研后日本表现出加入的姿态，而基本条件定为：如果日本加入亚投行，出资规模最多或为15亿美元（约合93亿元人民币）。随着亚投行朋友圈的扩大，美国也开始发生微妙转变。

　　3月31日注定是2015年值得被记住的日子，它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最后一天，这个还在筹备中的国际经济组织最近成为了世界舆论的一个热点：参加或者不参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类似于站队的表态。韩国媒体就曾爆料——美国曾劝阻韩国“不要急于加入中国领导的银行”。

　　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亚投行也成为了一个最火爆的议题，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界、商界以及学界的*们，几乎都被拿着话筒的记者们问到了对这个由中国倡导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的看法。当然，屁股决定脑袋的现象总是无法避免的。

　　那么亚投行究竟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中国要来组这个局？美、日为什么不高兴了？

　　事实上，有关亚投行，各国最关注的两个焦点莫过于中国在亚投行的主导地位和机构的透明程度。截止到3月31日零点，已经有30个国家意向成为创始成员国，还有16个国家正在申请。当然，这其中除了态度强硬的美国和日本。

　　亚投行的全称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主要任务就是援助亚太地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这最早是习近平和李克强在2013年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投行的倡议，中国官方的说法是为了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

　　当然美国人认为，现在国际上类似的经济组织已经有了好几个，对于是否还有必要有一个亚投行持怀疑的态度。

　　在这次博鳌亚洲论坛上，亚投行成为重中之重的议题，在多场分论上，不少亚洲国家代表就直言不讳的提到，已经存在的国际组织有很好的运行机制，比如世行、亚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什么一定要再弄一个亚投行，难道是中国打造自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针对这些犀利观点，博鳌论坛上也出现了代表中国立场的声音，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就是其中发声的一位。在谈到有关亚投行和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的区别时，樊纲和一些主流的经济学家持相同的看法——亚投行成立后，将会是这两个老牌国际经济组织的补充。

　　“有的人说这些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些国际组织都不是*的，过去都犯了一些错误。”樊纲毫不客气地说。

　　有人认为亚投行是打造中国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樊纲也表示了反对。

　　“现在的情况跟199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并没有国际货币，人民币国际化才刚刚开始，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之一是美元成为国际货币。”

　　世界的格局并不是像过去那样由美国一家独大，现在的世界格局呈多元化态势，有很多新兴国家崛起。“中国还并没有能力建立新的体系，亚投行只能说是对现有机制的一种补充。众多新兴国家崛起之后，世界格局改变了，于是我们为它增加了新的动词。”

　　亚投行报名“火爆”的背后，当然是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彰显，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多元化的一个强烈表现。不过，亚投行也不是没有挑战，比如如何保持这个注册资金1000亿美金的机构保持透明度是一个问题，还有中国是否会从中某私立？

　　“这是一个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我们要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樊纲说。

　　“有些国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都是为了大家好，那中国何必要做这些事？其实大家好了，这对中国的资产也是有好处的。在大家都繁荣的情况下，中国也会走向繁荣。”

　　这位在哈佛大学受过系统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认为“美日不参加也有益处。参加了反倒使机构雷同。如果都是相同的国家成员反而就同质化了，如果参加成员不同的话，大家可以各有各的的特点，各有各的的创新。然后不同组织之间相互补充，这也是一件好事。”

　　关于亚投行的话题，估计会持续争论一段时间，恰巧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受邀与博鳌亚洲秘书长周文重先生一起主持《*会面》“亚投行”特别节目时，有幸与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有了一番有干货的对话，特分享如下。

　　艾诚：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亚投行已成为当仁不让的焦点话题，我知道您刚刚参加了博鳌论坛上一个关于亚投行的讨论，对于国际市场的各种争议，你们争论的重点在哪里？

　　樊纲：我们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是各个国家的态度，美日的态度，还有是否有更多的国家加入；第二是亚投行未来的规则、将来的结构；第三就是中国要发挥的作用，是以领导的作用还是通过建立一种开放平等的机制。大问题就是中国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要发挥的作用。

　　艾诚：如何回应亚投行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职责分工？毕竟一个负责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一个是为亚洲国家脱贫，两者会为亚洲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帮助，那么为什么还要成立亚投行？

　　周文重：实际上来讲世行也好，亚行也好，他们对基础设施的项目承担的情况要从过去的历史上来说是比较少。他们一般不做基础设施项目，他们做的是扶贫项目、减贫项目、教育、医疗这些项目是你经常可以看到，但是你说从基础设施方面来讲，我认为世行也好、亚行也好，他们参与的很少。所以另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是他们在基础设施项目方面参与的很少，由于美国的投票权的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早就提出来世行也好、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也好应该进行改革，就是根据新兴市场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情况对于投票权应该进行重新的调整，这个方案一直被美国国会反对。好几年下来这个方案毫无进展，所以中国在两个国际金融机构里面的投票权，跟中国经济规模完全不成比例不相称。这个改革迟迟不能推进，我想现在其他国家要求成立一个补充的这样一个国际金融机构、地区性的国际金融机构也是合理的。

　　樊纲：有的人说这些已经存在的国际组织有很好的运行机制，比如世行、亚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些国际组织都不是*的，过去都犯了一些错误。当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些机构的表现都不大能使人满意。亚洲金融危机之前，IMF一直在推行货币可兑换、资本要开放等政策措施。但是等金融危机来了之后才发现，很多落后国家的机制还没有健全、经受不起金融波动，危机就是因为过早的开放了市场。这些组织的规则也在不断的变化调整之中。无论如何，我们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所以我们要联合发展中国家共同探索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之路。

　　艾诚：有一种批判的声音在说，如今的亚投行是中国打造的新版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定适合中国的金融新秩序。您怎么看？

　　周文重：这个我想我们财政部的有关部领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因为从提出到现在沿路沿线大概有关国家一共60多个。这60多个国家积极呼应的、响应的或者是积极评价的是绝大多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家对你这个东西比较认可，也是比较认同，并没有看出中国好像要操纵这个地区的一个工具。

　　樊纲：现在的情况跟199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并没有国际货币，人民币国际化才刚刚开始，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之一是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世界的格局并不是像过去那样由美国一家独大，现在的世界格局呈多元化态势，有很多新兴国家崛起。中国还并没有能力建立新的体系，亚投行只能说是对现有机制的一种补充。众多新兴国家崛起之后，世界格局改变了，于是我们为它增加了新的动词。

　　艾诚：但是亚洲发展银行的行长中尾武彦久明确表示不欢迎成立一家目的基本相同、由中国牵头成立的另一家区域性银行。

　　樊纲：美日不参加也有益处。参加了反倒使机构雷同。现在各国各自分别发起一些机构组织，可以相互之间保持合作与竞争。如果都是相同的国家成员反而就同质化了，如果参加成员不同的话，大家可以各有各的的特点，各有各的的创新。然后不同组织之间相互补充，这也是一件好事。

　　艾诚：截止到3月31日零点，已经有30个国家意向成为创始成员国，还有16个国家正在申请。什么样的好处吸引这些国家如此踊跃愿意成为创始成员国？

　　樊纲：我的猜测是，亚投行的机制对他们国家的企业的吸引，如果参与亚投行，这些国家的企业在未来亚洲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就可以来参加投标，如果不来参加的话其他国家就会担心是否会在竞标等方面受到一些歧视。所以即使政府不参加，企业也会很关注这件事，自有他们在资本方面的利益考量。

　　艾诚：我的通俗理解，亚投行就是由中国组了一个局，各国合办一个银行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刚才一直从宏观的角度来讲，那企业经营和百姓生活的微观角度会产生什么影响？比如人民币国际化、增加某些产业的订单等。

　　樊纲：我不认为影响在于人民币国际化、增加某些产业的订单。亚投行是国际机制，以前中国到其他国家投资是双边机制。区别就是在，双边机制更加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比如中国到你国家搞一个投资，你得用我的贷款，我还得让你来买我的东西，我还得让中国的企业来给你建设，还得用人民币来交易。当年欧洲和日本都是这么做的。但是亚投行这样的国际机制还不便这样做，不能随便给予国家优惠，否则不太公平公正。你在亚投行做的项目，就不能指定人民币交易、用中国的贷款、中国企业来建设。这是出于公平交易的需要，不能按照过去双边交易的方式。也就是说，亚投行并不允许做私利的事情。

　　周文重：另外一个角度你从具体项目来讲应该是公正、公平、公开的，但是从宏观的地区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考虑，你中国毕竟是一个地区来讲经济总量也好、体量也好都远远超过其他的成员。你中国也有责任帮助别人，这是我们中国愿意做一件事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这个我觉得从我们领导人在很多讲话中也有这样的阐述。

　　艾诚：如果你说的亚投行不能给中国谋私利的话，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亚投行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利益呢？

　　周文重：这个属于大河满了小河满，这个道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你中国不能孤立其他国家发展，中国的发展必须把它放在亚洲的发展来看待。如果亚洲不能腾飞，中国不可能发展。只有周边国家都发展了，你中国的发展才能持续。为什么我们现在倡导成立这样一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且愿意出资来做这件事，考虑的是地区。因为我们也想中国发展不能离开地区的发展。

　　樊纲：这是一个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我们要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不能为了马上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如果做了这些事让周边国家都发展了，这样一来市场就更大了，对中国产品的销售更有利；中国与其他国家实现了互联互通，那么走出去的范围久更大了。从长远来讲，我们能够在亚洲的繁荣中更好地发展。

　　本篇文章由吉林卫视《*会面》和艾问传媒联合出品。

　　艾问观察——

　　其实，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件在公平公正公开基础上大河有水小河满、亚洲好中国更好的事情。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也存在着很多战略机遇，可以用于援助亚太地区国家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此促进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亚投行之所以这样火，就是因为它是这样一个互利互惠的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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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诚——独立双语主持人、艾问传媒创始人。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经济政策专业，被世界经济论坛授予“全球杰出青年”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