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所持股份的市值迅速缩水，按67.5万股的持股量计算，现在姚明所持合众思壮股份的市值已由最高时的7693万元缩水至2186万元，账面损失超过5500万元。

　   通信业传奇人物李一男宣布将于近期辞去无限讯奇ceo职务。李辞职并非缘于移动反腐案，而是未达董事会要求。但李的个人影响力似乎不减。已有vc向其发出约请。

　   他认为，人需要了解自己擅长的，找到能发挥自己的位置，或者有一个过程，但只要在40岁前找到，就都还来得及。章苏阳：我本科专业是学雷达的，现在的话基本上没有雷达这个专业。作为恢复高考后最初的毕业生，章苏阳1982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无线电子系。之后进入了上海101厂。当然，人生有无限可能，他曾经通过了空军考核。

　   在理财周报统计的数据显示，红杉中国基金合作人沈南鹏的账面财富达到86.18亿元人民币，在海外富人中排名30；而鼎晖创投的合伙人王功权则排名110，账面财富为17.49亿元人民币。沈南鹏的账面财富来源于携程、如家、奇虎360、麦考林、易居中国和中房信等公司的上市，王功权的账面财富则来源于奇虎360和学大教育等的上市。

　   做PE的人很多，但常听到的也就那么几个。他们很高调，他们经常行为迥异，发言无约束。他们都是大牛，不过有些脾气十分古怪。比如软银赛富合伙人阎焱最爱高尔夫，甚至希望每天和不同的美女打球。

　   70后的CEO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成长起来，他们参与了这个复杂而伟大的进程。他们虽没有50后、60后企业家那样满怀“实业报国”的豪情，也没有80后创业者身上那种“唯我独尊”的霸气，但是他们却是低调的中间者。

　   王佳芬即将离开纪源资本，转投平安信托。

　   在微博中，史玉柱透露他将和刘永好、马云、冯仑、茅永红、郑跃文、张征宇等企业家一起在追悼会上“给自己致悼词”。史玉柱这代企业家既有在灰色地带游走的“野蛮”基因，也有拥抱现代管理制度的视野和胸怀，是剧变和扭曲的商业时代里最有活力的人。在改革开放的第33个年头，我们应该竖起耳朵倾听：他们在追寻什么，又将悼念什么？

　   一本畅销小说，让中国读者熟悉了罗斯柴尔德这个神秘的金融家族，而中国迅速地崛起，也吸引着这个拥有巨大财富的家族的注意。

　   黑马导师江南春用幽默、生动的语言，详细剖析了分众传媒从成立到上市的全过程，以及期间经历的挫折与教训。他告诫学员们，种下去什么因，就会有什么果，做企业要重视消费者的根本需求，不要忽悠和过度包装，否则迟早会种出恶果。

　   读者或许对他此前为本刊撰写的一篇专栏尚存印象，他在其中阐述了这部流传千年的兵法典籍对现代投资（000900）的指导意义。某种程度来说，这体现出一家本土PE机构领导者的特点——即便是在现代理性计算的投资市场里，依然热衷于以中国传统文化中“道”这类近乎虚无的概念阐释投资行为准则和决策方法。

　   7月19日消息，清科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倪正东做客第136期IT龙门阵“创投专场”，与创业者分享创业建议和投资经验。

　   7月18日下午消息，当当网CEO李国庆做客新浪访谈间时再次叫板京东商城，他坦言电子商务资本的冬天已经来临，并指出通过巨亏做高增长的公司存在泡沫。他称，原以为西方资本市场会比中国成熟，西方的媒体更独立，所以选择了到美国上市，不容易被操纵。后来发现，美国的多数的资本、基金、散户，也都是酒囊饭袋，也都是大众媒介的复制品。

　   前几年华北电商界讨论的话题离不开如何获得VC的钱，而今年谈得更多的问题不是怎么融钱，而是怎么花钱。”

　   在亚洲注资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4亿欧元，在美国市场注资新的FOF基金（基金中的基金，以投资基金为标的），在欧洲市场和KKR集团（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 L.P.，简称KKR）合作共同关注并购市场……所有迹象显示，贝塔斯曼集团这只“大象”开始起舞。

　   王峰可不是IT圈新秀。他被称为中国网络游戏“最后一个大佬”，他曾和求伯君、雷军并称“金山三杰”。当雷军的标签从金山“少帅”转换成“著名天使投资人”，王峰似乎也在遵循同样的轨迹。

　   7月15日消息，前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已证实离任，转赴中金公司出任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并已开始上班。

　   日前在“聚焦新经济热点——转型期，中国企业投融资发展策略”论坛上，股权投资基金ICAN Capital的亚太地区首席执行官康渃浠表示，中国要达到美国今天的上市公司数量，至少还需要再增加8000家上市公司。

　   我在中国成长，在美国工作过，关于pe的国际化和本土化问题有一些体会。这个话题在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组织过一场大辩论，叫做海归vs土鳖，我当时对这两个称呼都不太喜欢，因为海归也好、土鳖也好，好像都和一个骂人的动物――王八连在一起。从海归的角度讲，你是回到国内来做事情，对土鳖来讲是指没有出过国的本土的企业家，其实我觉得这两者结合起来才非常好。

　   他们曾是中国3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最醒目的人群之一，如今这些弄潮者大多数归于沉寂。我们将他们称之为“消失的企业家”。这里所定义的“消失”，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消失—除了极个别早逝者和终老者。“消失”所指的是他们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外力或是自身的致命缺陷，而过早离开主流商业舞台。在他们身上，仍有值得现实咀嚼和借